信号通路，模型构建

细胞凋亡（apoptosis）是由基因精确调控的程序性细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通过有序清除多余、衰老、受损或病变细胞维持机体稳态，是生物发育、组织平衡及免疫调节的核心机制，且不引发炎症反应。其形态学特征包括细胞皱缩、染色质凝聚、核碎裂、细胞膜起泡形成凋亡小体，最终凋亡小体被巨噬细胞或邻近细胞吞噬。凋亡激活主要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通路。外源性通路由TNF-α、FasL等死亡配体结合细胞膜死亡受体激活，内源性通路受DNA损伤、氧化应激等胞内信号触发。凋亡异常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凋亡不足会导致肿瘤、自身免疫病等，凋亡过度则参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缺血再灌注损伤等病理过程。因此，靶向调控凋亡通路关键分子，可为疾病防治提供新的策略与方向。^[1,2]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疾病，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过度激活是其核心致病机制之一。血管紧张素 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作为 RAAS 的关键效应分子，生理状态下通过调控水盐平衡与血管张力维持血压稳态，而其异常升高会引发血管收缩、氧化应激、炎性反应及组织重构，进而诱发高血压、心肌肥大、血管病变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基于Ang Ⅱ的病理生理效应，通过精准调控其给药剂量、方式及持续时间，可构建多种符合临床病理特征的心血管疾病动物模型。为RAAS相关疾病的机制研究与治疗靶点筛选提供关键工具。^[1,2]

蛋白酪氨酸激酶（Protein Tyrosine Kinase，PTK）是一类催化蛋白质酪氨酸残基磷酸化的酶，分为受体酪氨酸激酶（RTK）和非受体酪氨酸激酶（NRTK），目前已知90种PTK，包括20个亚家族的58种RTK和10个亚家族的32种NRTK。其通过催化ATP中的磷酸基团转移至酪氨酸残基，激活下游信号级联反应，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关键生理过程。PTK的异常激活或失调会导致下游肿瘤相关信号通路紊乱，参与肿瘤发生、侵袭和转移，是恶性肿瘤发病的关键机制之一，也使其成为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核心靶点。[1,2]

神经元信号传导（Neuronal Signaling）是神经系统信息传递、处理与整合的核心，支撑从突触传递到认知功能的各类神经活动。其核心传递模式分为快速突触传递与慢速神经调节。关键分子机制涉及SNARE复合体介导的突触囊泡释放、Ca²⁺作为核心信使及受体下游通路调控。生理上，它支撑信息编码、突触可塑性与网络稳态；病理上，其异常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精神疾病的核心诱因，也是药物研发的关键靶点^[1,2]。

巨噬细胞（Macrophages）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分化的单核细胞，是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核心组成，具有高度可塑性。在微环境信号刺激下，巨噬细胞可由M0静止状态极化为M1、M2等不同功能表型，其极化状态精确调控免疫应答与组织稳态，在炎症、肿瘤等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THP-1细胞系来源于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因其易培养、遗传背景均一，是研究巨噬细胞极化的常用体外模型。该细胞可经PMA诱导分化为M0巨噬细胞，随后再通过不同细胞因子刺激，进一步极化为M1或M2表型。除极化模型外，紫外线辐射、应激或特定化学物质刺激也可用于构建衰老巨噬细胞等特殊模型。多种的巨噬细胞模型为研究其极化机制及进行药物筛选提供了重要工具^[1,2]。

核苷酸代谢（Nucleotide Metabolism）是细胞增殖的核心环节，为DNA复制、RNA合成及核糖体生物发生提供必需原料。其合成路径高度依赖多种代谢来源，如核糖-5-磷酸来自磷酸戊糖途径，碳氮元素来自氨基酸。该途径含多种抗癌药的重要作用靶点^[1,2]。

葡萄糖代谢（Glucose Metabolism）是生物利用葡萄糖维持生命活动的核心过程，分糖酵解、三羧酸循环、氧化磷酸化等核心通路，正常细胞有氧时优先通过氧化磷酸化高效产ATP，无氧则依赖糖酵解。癌细胞常出现“沃伯格效应”，有氧时仍以糖酵解为主，还增强磷酸戊糖途径等分支，满足增殖需求，这一异常由癌基因、抑癌基因及微环境调控，是癌症研究与治疗的重要靶点^[1,2]。

脂质代谢（Lipid Metabolism）是细胞能量与结构的重要来源，包括脂肪酸合成、氧化、摄取和储存等过程。在癌症中，脂质代谢常被重编程以支持肿瘤快速生长、转移及抵抗细胞死亡。癌细胞通过增强脂质合成、摄取外源脂质、调节膜脂质组成等方式适应微环境，影响信号传导、免疫应答及治疗抵抗。因此，靶向脂质代谢已成为癌症治疗的新策略^[1,2]。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简称心衰）是因心脏收缩和（或）舒张功能障碍，无法充分排出静脉回心血量，导致静脉系统淤血、动脉系统灌注不足的心脏循环障碍症候群，主要表现为肺淤血与腔静脉淤血。其诱因包括心肌梗死、心肌病、血流动力学负荷过重、炎症等。